于老师掌握的跟传统武术相关的知识比较 全面，由他来撰写中国传统武术史，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拜读过于老师此书的大部分书稿，觉得有些超越坊间武术史的优点和特 点。

首先，是较深入地思考传统武术产生根源，大胆利用民间的口碑和传说，但 又不迷信这些口碑和传说，并且精辟地指出这些传说具有文化符号的“图腾” 意义。这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例如我国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就属于一种 真实历史痕迹的“史影”，它内部不合逻辑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其实不少，很难 说就是“信史”;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却起了凝聚民心、创造历史的作用。“张 三丰观蛇鹊斗受启发而创太极拳”的传说，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它 对武术史的意义，相当于“三皇五帝”传说对中国史的意义。特别是它在技术 上的隐喻，更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其次，是围绕个体技击技术这个核心，认真思考武术本身的技术演化和变 迁，分别考察拳术和器械的技术特征和相互关系。这超越了人们关于师承源流 的执着。松田隆智在他的《中国武术史略》中谈到：“跟日本武术家重视形式 的传递系统和来由不同，中国的武术家并不十分重视形式，而只重视现实（实 战技术）。”这本来是个好事，然而“各派都靠口传心授向下传递，即使有文 字记载，方言和因文盲造成 的谬误甚多”，再加上“各

派都保守而且排他，这就使 传递的情况更加不明”。此外还有种种历史或神仙的附 会和有意的隐姓埋名，使很多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然而技术变迁的规律和因而留下的痕迹却是无法作假 的。由此离开武术技术的演化变迁的考察，很难说是真正科学的武术史。于老 师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武术技术的演变上，确实是很有眼光的。

在这武术技术演变的过程中，器械跟拳术的关系是个关键。尽管从成熟的 训练学上说，“拳术是基础，器械是手臂的延长”；但从发生学上说，倒是“先 有器械技术，后有徒手技术的”。例如形意拳的一些手法，就明显地是从枪法 中演变过来的。上世纪80年代笔者基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人 类学原理的角度思考，探讨过太极拳的走、粘技术跟中国的剑、枪技术的亲缘 关系；现在于老师又从“社会群体的外部矛盾强于内部矛盾”的社会学原理对 此作出新的论证。这些论证确实使人大开眼界并深受启发。

于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写作中的清华学风也是十分明 显的。上世纪30年代主持清华大学文科工作的冯友兰先生当年曾经说道：“清 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 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 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 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 释为什么会这样的。”在本书中，于老师对唐豪、顾留馨太极拳史研究中的“疑古” 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本着清华的“释古”精神对太极拳史作出了自己的 解释说明。尽管这些解释说明在太极拳界未必能获得所有人认同（这就像唐豪、顾 留馨的说法同样无法获得太极拳界所有人认同一样），但我在拜读以后，觉得 还是很有道理的。至于这些问题最后的结论，则需要在百花齐放的平等讨论中 逐步形成。

当然，基于本书的难度和开拓性质，很多东西都是无法一下子做好的。由 于材料的缺乏，全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于老 师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遗留下来的东西，后辈自当要继续完成。

（本丈是笔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为出版、于也钧教 校弟的《中国 ——- 传死武术火》-书所写的卉，收入大书时按机例加上林题，弄作了卜别字句的润饰。）

武术研究要有宽广的文化视野

一《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论丛》序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首先是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分工不足的产 物，而不是西方工商社会全面分工的结果；由此它技术庞杂、边界模糊、功能 多样、与时流变，很容易让人摸不到头脑。但就其背后的核心而言，武术恐怕 更多的是一种以生存博弈为中心的综合应对实用技术，它以中国传统的生命哲 学作为灵魂，集养生、护体、应对三个方面为一体，融生命、生活、生态的考 虑于一身，体现了中国人反抗弱肉强食的生命智慧和生存技巧。就这样，武术 在客观上便可以周遍中国人的整个生产和生活，其基本要素绵延数千年并渗入 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我在1991年为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撰 写的论文《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曾经指出：“文化是人类区别 于动物的存在方式，而民族文化则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存在方式。武 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 文化现象来说，它依赖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 来说，它又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说'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人’ 或者说：'不懂中国人，无以知武术。'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两个方面都是正 确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具有万物一体、不裂全分、一多贯摄、整体圆融的特征。在 中国人的心目中，部分跟全体交融互摄，一与多相即不离。这就是所谓'理一分 殊'、'月印万川'、'砍柴挑水，无非妙道'、'洒扫应对，皆成文章'的'道通为一'。所 以，问题不在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懂武术或练武术，而在于武术中是否贯穿着或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通过对武术的文化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武 术本身的发展提供文化参照系，另一方面则还可以通过对武术这个技术模型的 分析去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武术从一个特定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生 命哲学，这种哲学又贯穿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旦可以围绕人的生命 活动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由 此可以说，研究中华传统武术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  钥匙。于是研究中华武术的视 野和方法也就不能太过于单一狭窄，简单地套用西方“体育学”的框架去剪裁一些零碎的武术材料，并把 它们组装到“体育”概念当中，恐怕是无法准确把握传统武术之全体和实质的。武 术的活动主干是身体训练，其近代以来体育化的转型看来也是不可逆转的，然 而它那身心一体、自我修炼、潜能挖掘、个性突出，又明显地区别于规范体能、技 能和依托体质的西方“普适性”的身体教育。武术的核心技术是生存竞争中的 肢体博弈，跟西方拳击一类对抗性竞技运动那攻守进退的技术结构大体相似； 然而其紧急避险、生死对抗、不受限制、权谋取胜的实际内容又迥异于规则限 制、公平公开的西方基于“性炫耀”之身体竞技。武术讲求“保护自己、制服 敌人”，在冷兵器时代还曾经长期依附在军事活动中以单兵作战的“兵技巧” 方式而获得发展，然而它那任情适性、孤傲率真、桀瞥不驯、独立不群的操作 倾向，又完全不符合军队作战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 带有虚拟动作的人体文化符号，武术操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然而其头脑冷 静、意图隐蔽、动作简捷、着眼实用的追求又完全不同于热情奔放、铺陈夸张 的舞蹈。作为一种操作技术，武术始终沿着强身健体、祛病延年、防身御敌、制 人取胜、修心养性、悟道怡情的“内向”路子前进，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武 术却又可以分别走向军旅、宫廷、市井、江湖、绿林、草莽、山林、庭院、田野、拳 场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多各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 社会事件。特别是在它进入民俗以后，又更多地成为人际交往、群体整合、道 德教化、身份认同、精神寄托、文化传承的手段。就一定意义上说，武术当并 非是职业化了的“专业技术”，而是一种带有普适性但又个性化了的“综合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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